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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身于湖南长沙一没落的封建家庭，一出世即过继给新寡的伯母为子。祖父是一典型的旧式知识分子，他一方面信奉“忠厚传家，读书继世”的传家持家准则，另一方面又具有老庄式的避世思想。他不求名利，不交结权贵，过着与世隔绝的逃避现实的生活，常以“蜗居”、“瓶居”、“蛰庐”等名其斋室。壮年时他曾是湖南少数创办新式学堂的人之一，但不久即止；他精于医术，收藏中医古书冠全湘，常免费为人看病施药，但从不挂牌行医。我在十二岁之前即生活在一所与祖父这种思想意识十分吻合的古老庭院里。院深人少，楼阁破旧，树老园荒，到处迷漫着一种安静得近乎凄凉，古旧得已失去生意的神秘气氛与诗情画意。我经常独自躲在了无人迹的角落里默坐沉思。这种意境与英国散文家Charles Lamb的名篇“Reverie”所描述的景象颇为相似。我在进学校前受的是家庭教师的教育，其中一位老师名汪蜀初，思想开明，他使我认识到封建家庭的腐朽，为人应自强不息，献身学术是最有意义的人生追求。因我自小对国文与数学均有独好，根底较好，从进入学校起一直受到老师与前辈的赞扬，这就更日益增强了我立志为学的信念。
我小学毕业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不久长沙大火，家园付之一炬，从此我家开始了逃难生活。我自离开了深堂大院的围墙之后，不但经历了“鸡鸣茅店月”的行旅生活，接触了社会，感受了大好山河的景色，而更重要的则是亲身体验到个人的苦乐与民族的命运是何等紧密地血肉相连。
我的中学阶段是在湖南两所著名的中学明德与省立一中度过的。其中省立一中对我影响尤大。这学校不但有一批全省最著名的老师，更有意义的是一种代代相传的风气，即崇尚独立思考，不苟流俗。校中许多老师对我都很有影响，而影响最大的则是国文老师金次猷先生。他是清末举人并曾留学日本，国学素养深厚。他的教导使全班对中国古典诗词发生极为浓厚的兴趣。他还曾亲自选订班上四位同学的作品印出过一本诗集，序中强调“淡泊纯正，不敬流俗，…，所持以自立者节操而已。”
一中的影响使我考大学时唯一的选择是西南联大。当时正值湘北会战，由湖南去昆明不但交通不便且途中盗贼横行十分危险，但我怀着青年人一股追求理想的热情真是置生死于度外地只身去了昆明。此时，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生活极端贫困。但一入联大即感到眼界大开，精神上如入金山宝库。不但许多名师在学术上第一流，而且校中充满一种催人奋发的风气，耳濡目染令人思想境界升华。真有一种“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的味道。
从小我一方面喜欢诗词的灵感、韵味与纯真，另一方面又喜欢数学的精妙、严密与深刻。后来从这两方面的交界处又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比如数学基础中一些悖论问题以及兼具诗意与数理两种特征的哲学思想如庄子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等。在我从联大到清华研究生毕业的近七年时间里，从学术上说我始终是游荡于诗、理、哲这三者之间。我听了不少这三方面老师的课，也读了不少这些方面的书籍。直到解放，始终还未找到一自己感到满意的学术归宿。而内心里总怀着一个希望争取达到的目标：“志汇中西归大海，学兼文理求天籁”。
解放后我回到清华直到研究生毕业这二年里有两件事对我以后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影响：（1）一贯比较注意分析与发现客观事物的规律，因此一直很重视思想方法，我？在长期与诗词、数理逻辑与哲学的接触中渐渐感到：在诗词所体现的形象思维与灵感，数学、逻辑与哲学所体现的抽象逻辑思维之外，还有一种在事物发展规律与方向等方面有意义的思想方式，我对它还没有很好地掌握。原来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且应如何将它理出一个条理。直到我第一次读到《矛盾论》之后才知道这就是辩证法，其核心是对具体矛盾作具体分析。从那以后我就比较自觉地在考虑实用问题时应用这一思维方法，逐渐成为习惯。但是这几种思维方法在我看来都很重要而如何讲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始终是一个问题。（2）1951年，我随政协土改团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土改，我第一次亲身接触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下中农，而正是这些纯朴而又灾难深重的农民构成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为全国人民提供了不可一日无的衣食。这次经历对我灵魂深处产生了较大的震憾，在我思想上产生了人民意识的萌芽，使我认识到“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的深刻含义。因此，我不能不想到：我们的专业工作虽不可避免地应长期在书室中进行，但如果我们一生心血所寄的工作最后于世无补，则将是一件难以自解的憾事。因此，我应力求不但使自己的研究具有较深厚的学术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应使这些工作最终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有实际效益。到六十年代初，我读到钱学森先生回国后写的文章《论技术科学》，思想上才明确这样的一类技术科学工作正是我要追求的方向。其后又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到六十年代后期才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一领域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至于后来所从事的历时最长的“XYZ系统”的研究，说到底也无非是上面所述我的思想历程最后的体现与落实。关于这项研究的过程我过去也写过介绍，以后还可详述，此处不赘。我一生成就很小，工作不多，实不足多谈。回首往事，暮齿无成，深感有愧于当年老师前辈们对我的期望。我曾集清代诗人黄仲则的诗句写过一付对联：“万事莫如知己乐，一身但觉负恩多”。这正是我此刻的心境。
------注：以下为第4页的边注，可能是以后加上的。红字为没认出部分
同时，近年来在自己的学术与社会实践中又感到在辩证法的讨论中人们对质变与矛盾的对立性方面说得较多，而对量变及矛盾的统一性方面进行理论研究少。这一方面恰好是存在大量的影响深远的问题有待人们给予足够的重视。后来我才发现，在古代哲学体系中对这问题提出系统观点是我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西方则亚历士多德有过关于“Appropriateness”有很近似的观点，却后来未？挥。我即在这思想指导下研制了自己的区别于西欧理性主义与美国实用主义所指导的逻辑语言系统。
注：《自述》为录入者暂起标题；问号处为未认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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